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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21結構效度驗證：疫情心理壓力下三因素模型的優越性及群體差異研究

《Discover Mental Health》：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DASS-21 during pandemic-induce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字體：大中小】 時間：2025年12月05日 來源：Discover Mental Health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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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為厘清DASS-21量表在危機情境下的因子結構爭議，本研究在印度新冠第二波疫情期間對1100名一線與非一線工作者開展在線調查。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由生理喚醒、快感缺失和一般負性情緒構成的三因素模型擬合最佳，且量表各維度呈現極高相關性(r=0.94-0.96)，提示疫情可能引發跨維度的彌漫性心理痛苦。該研究為特殊時期心理評估工具的文化適應性提供了重要實證依據。

當新冠疫情的陰霾籠罩全球時，不僅公共衛生系統面臨巨大挑戰，人們的心理健康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在這場危機中，準確評估個體的心理痛苦水平顯得尤為重要。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ASS-21)作為國際上廣泛使用的心理評估工具，其理論基礎在于區分抑郁、焦慮和壓力這三個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負性情緒維度。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以往關于該量表因子結構的研究卻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結果——有的支持原始的三因素結構，有的認為雙因素模型更合適，甚至還有研究主張其本質上是測量一般心理痛苦的單維工具。這種學術爭議在跨文化研究中尤為明顯，而在印度這樣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疫情期間大規模心理評估的效度問題更成為亟待解決的科學命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表在《Discover Mental Health》上的這項研究展開了深入探索。研究人員敏銳地意識到，疫情這種特殊危機情境可能改變人們對負性情緒的感知和報告方式，使得原本可能區分的情緒維度變得模糊。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同暴露風險的人群——如直接面對病毒威脅的一線工作者與居家隔離的非一線工作者——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心理體驗。這些群體差異是否會影響DASS-21的測量效果，成為本研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為了回答這些科學問題，研究團隊采用了在線問卷調查結合雪球抽樣法，在印度新冠第二波疫情高峰期（2021年5月至6月）收集了1100名成年人的數據，其中包括265名一線工作者（醫療、警察等相關職業）和835名非一線工作者。研究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CFA)系統比較了六種可能的模型結構，包括單因素模型、兩種雙因素模型、原始三因素模型、替代三因素模型以及四因素模型。分析不僅考察了整體樣本的擬合情況，還分別檢驗了兩個子樣本的測量等值性，確保結果在不同群體間的可比性。

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設計，通過在線平臺發放DASS-21量表，使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檢驗量表的因子結構。研究比較了六種理論模型（單因素、兩種雙因素、兩種三因素和一種四因素模型），通過多種擬合指標（如CMIN/df、RMSEA、CFI等）評估模型優劣。同時采用多組CFA進行測量等值性檢驗，并輔以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人口學群體在心理痛苦水平上的差異。

描述性結果

樣本涵蓋1100名印度成年人，平均年齡33.79歲(SD=11.56)，男性占67.1%，女性占32.9%。教育背景分布為：中學3.6%，高中21.1%，本科39.3%，碩士31.7%，博士4.3%。一線工作者占24%，非一線工作者占76%。居住地類型包括農村(26.9%)、小鎮(17.4%)、城鎮(12.3%)、城市(22.5%)和大都市(21%)。

DASS-21的信度和效度

量表顯示出良好的信度指標，抑郁、焦慮和壓力三個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3、0.867和0.873，組合信度(CR)分別為0.891、0.867和0.874。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分別為0.54、0.50和0.49，雖然略低于0.5的嚴格標準，但在組合信度達標的情況下仍可接受。然而，各維度間相關性極高（抑郁-焦慮r=0.94，抑郁-壓力r=0.95，焦慮-壓力r=0.96），提示可能存在區分效度問題。

模型擬合結果比較

在整體樣本分析中，所有六種模型都達到了可接受的擬合標準，但替代三因素模型（模型5a）表現最優（CMIN/df=3.77，RMSEA=0.050，CFI=0.963）。該模型將項目重新分配為一般負性情緒（13項）、生理喚醒（4項）和快感缺失（4項）三個維度。原始三因素模型（模型4a）也表現出良好擬合（CMIN/df=3.87，RMSEA=0.051，CFI=0.960），但略遜于模型5a。四因素模型（模型6）雖然擬合指標優秀，但在前線工作者樣本中出現Heywood案例，需要刪除焦慮項目1才能運行。

測量等值性檢驗

多組CFA表明，DASS-21在不同群體間具有基本等值的因子結構。前線與非一線工作者組的形態等值模型擬合良好（CMIN/df=3.079，RMSEA=0.043，CFI=0.936），度量等值檢驗的卡方差異不顯著(p=0.167)，說明不同群體對項目的理解方式相似。男女性別組和不同年齡組也表現出類似的等值模式。

群體差異分析

方差分析揭示了有趣的群體差異：女性在抑郁(F=37.62，p<0.01)、焦慮(F=11.98，p<0.05)和壓力(F=19.56，p<0.01)得分上均顯著高于男性；18-45歲年齡組比45歲以上組報告更高的抑郁(F=11.46，p<0.05)和焦慮(F=6.77，p<0.05)水平；出乎意料的是，非一線工作者的壓力水平顯著高于一線工作者(F=15.32，p<0.01)，這與國際上的多數研究發現相反。

四因素模型的深入分析

當檢驗包含一般負性情緒高階因子的四因素模型時，發現所有21個項目在該因子上的負載都很高（0.526-0.803）。然而，特定維度的負載模式出現問題：抑郁維度中僅1個項目有顯著負載，焦慮維度有4個，壓力維度有3個。這一發現支持了在疫情背景下，DASS-21可能主要測量的是一個彌漫性的一般心理痛苦構念，而非三個清晰區分的情緒維度。

研究結論與意義

這項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特殊心理背景下，DASS-21雖然仍然是評估一般心理痛苦的有效工具，但其原始理論構想的三個維度區分度受到挑戰。極高維度間相關性（r=0.94-0.96）可能反映了危機情境下情緒體驗的本質性變化——當個體處于持續、強烈的應激狀態時，抑郁、焦慮和壓力這些通常在正常情境下可區分的情緒狀態，可能融合為一種彌漫性的心理痛苦。

這一發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理論上，它支持了情緒研究的情境依賴性觀點，提醒研究者評估工具的心理學意義可能隨著文化背景和情境壓力而變化。實踐中，它告誡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在使用DASS-21進行疫情相關評估時，應謹慎解釋各維度的獨立意義，而更關注總分反映的整體痛苦水平。

研究發現的群體差異模式也頗具啟發性。與預期相反，印度一線工作者表現出較低的心理痛苦水平，這可能與他們的優先接種疫苗資格、專業訓練和應對經驗有關。而女性和年輕成年人（18-45歲）作為脆弱群體需要特別關注，這一發現與印度勞動力結構和社會角色分工密切相關。

當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缺乏與其他效標工具的聚合效度檢驗、雪球抽樣法的代表性限制等。未來研究可結合更嚴謹的抽樣設計、多方法測量（如臨床訪談、生理指標）來進一步驗證這些發現。但無論如何，這項研究為理解危機情境下心理評估工具的性能提供了寶貴見解，為未來開發更具文化敏感性和情境適應性的心理測量工具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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