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Revisiting Type 2 Inflammation an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in 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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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氣道高反應性（AHR）的臨床意義及機制展開系統性綜述，重點探討了AHR與2型（T2）炎癥表型的關聯。研究人員通過分析直接與間接支氣管激發試驗的差異，提出AHR可作為COPD患者個體化治療的生物標志物，尤其對吸入性糖皮質激素（ICS）及靶向IL-4/IL-13/TSLP通路的生物制劑具有預測價值。該研究為COPD的表型分型及治療策略優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在呼吸系統疾病領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長期被視為一種以中性粒細胞炎癥和結構性肺損傷為主的疾病，而氣道高反應性（AHR）這一典型哮喘特征在COPD中的意義長期被低估。隨著對COPD異質性認識的深入，尤其是嗜酸粒細胞性COPD（eCOPD）和哮喘-COPD重疊（ACO）表型的提出，AHR作為2型（T2）炎癥潛在標志物的價值逐漸凸顯。據統計，20%-40%的COPD患者存在T2-high炎癥表型，這為靶向白細胞介素（IL）-4、IL-5、IL-13和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SLP）的生物制劑臨床試驗提供了新的方向。然而，AHR在COPD中的病理機制、評估方法及其與治療反應的關系仍缺乏系統總結。為此，Philipp Suter、Robert Greig、Rory Chan和Brian J. Lipworth等學者在《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上發表綜述，旨在全面梳理AHR在COPD中的研究進展，為個體化治療提供依據。
本研究通過系統性文獻檢索（Medline與Google Scholar數據庫），篩選出與“AHR”和“COPD”相關的臨床與機制研究，重點分析了直接（如乙酰甲膽堿）與間接（如甘露醇、腺苷酸）支氣管激發試驗在AHR評估中的差異，并整合了炎癥生物標志物（如血嗜酸粒細胞計數[BEC]、呼出氣一氧化氮[FeNO]）與治療反應數據。
病理生理機制：AHR的雙重驅動因素
AHR在COPD中由結構性改變和炎癥反應共同驅動。直接激發試驗（如乙酰甲膽堿）主要通過激活氣道平滑肌（ASM）受體引發支氣管收縮，反映氣道幾何結構的改變；而間接激發試驗（如甘露醇、運動）則依賴肥大細胞、嗜酸粒細胞釋放炎癥介質（如白三烯、組胺），更敏感地反映T2炎癥活性。研究表明，COPD患者的AHR陽性率因激發方式異質性顯著：直接激發陽性率可達42%-100%，間接激發陽性率通常低于25%，但部分研究顯示其與BEC、FeNO水平正相關。
評估方法：挑戰與革新
AHR的評估高度依賴肺功能指標（如FEV1下降百分比）和激發劑量閾值。傳統肺量計測定受基線氣道阻塞程度限制，而振蕩力學檢測（如5 Hz電阻抗）能更敏感地捕捉小氣道功能變化，尤其適用于重度COPD患者。目前尚無統一的AHR陽性標準，常用閾值包括甘露醇激發后FEV1下降≥10%-15%，或乙酰甲膽堿激發后下降≥20%。
炎癥表型與生物標志物：AHR的分子基礎
AHR與T2炎癥生物標志物（如BEC、FeNO）密切相關。例如，甘露醇激發的AHR與痰嗜酸粒細胞計數呈正相關（r=0.47），且IL-4/IL-13通路抑制劑（如dupilumab）在哮喘中顯著改善AHR，提示其在COPD中的治療潛力。相反，血嗜酸粒細胞作為現有生物制劑的主要標志物，其預測價值存在局限，凸顯了AHR作為獨立治療靶點的必要性。
臨床意義：預后與治療指導
AHR陽性與COPD患者癥狀負擔加重、肺功能加速下降及死亡風險增加相關。長期研究顯示，基線AHR陽性者年FEV1衰退更顯著，且急性加重風險更高。在治療方面，AHR陽性患者對ICS的治療反應更佳，如圣喬治呼吸問卷（SGRQ）評分改善超過最小臨床重要差異（4.0分），但直接激發試驗的AHR改善程度有限，間接激發試驗（如甘露醇）可能更敏感。
結論與展望
AHR是COPD中兼具結構與炎癥特征的潛在治療靶點，尤其與T2-high表型密切相關。未來需標準化AHR評估流程，結合振蕩力學等新技術，并探索其在生物制劑個體化治療中的應用價值。這一綜述為COPD的精準分型及治療策略革新提供了關鍵理論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