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Reimagining Early-Phase Clinical Development in Japan: From Regulatory Obligation to Global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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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探討了日本為消除"藥品滯后"和"藥品缺失"現象所進行的監管改革與戰略調整。文章系統評估了日本一期臨床研究豁免、首次人體試驗本土化及多功能一期研究三種策略,通過內部案例分析與全國性調研數據,證實日本具備開展高質量早期臨床試驗的卓越基礎設施與時效優勢。作者提出應基于個案靈活選擇開發路徑,將日本整合進全球早期研發體系,這不僅有助于加速創新藥物惠及日本患者,也能強化其在國際藥物研發生態系統中的關鍵地位。
日本早期臨床開發的戰略轉型
引言
"藥品滯后"與"藥品缺失"已成為日本醫藥領域的嚴峻挑戰。數據顯示,2010-2020年間在歐美獲批的265種新藥中,僅31%在日本進行開發;美國2005-2021年批準的244種孤兒藥中,35%從未在日本開展研發。這種狀況導致日本患者平均需要等待1278天才能用上已在美國獲批的抗癌藥物,且使用未獲批藥物時既無法享受醫保覆蓋,也不符合不良反應救濟制度的保障條件。
為應對這一困境,日本厚生勞動省先后召集"實現藥品及時穩定供應綜合措施審議會"和"強化藥品研發能力與穩定供應藥事法規審查會議",重點討論消除藥品滯后/缺失的策略。傳統監管要求日本人在參與多區域臨床試驗前必須進行本土一期研究,這一規定被認為是導致開發延遲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監管政策的變革為日本更靈活地參與全球藥物開發創造了新的機遇。
研究方法與策略框架
本研究系統評估了三種早期開發策略:日本一期臨床研究豁免、在日開展首次人體試驗以及多功能型一期研究。通過分析12項內部豁免咨詢案例及全國早期臨床試驗基地調研,深入探討了各方案的實施路徑與價值定位。
日本一期豁免的可接受性分析
對2018-2025年間12個產品的咨詢案例分析顯示,藥品和醫療器械機構對豁免申請的審批呈現明顯規律性。所有罕見病藥物、5項進口許可產品均獲豁免批準,基因治療和寡核苷酸藥物等新型療法因種族差異風險較低也全部通過。然而,低分子化合物因安全性擔憂均未獲準,且當開發時間充裕時,豁免通過率顯著降低。
監管機構在審批中體現出明顯的風險權衡:當存在時間壓力可能錯過多區域臨床試驗參與機會時,傾向于批準豁免;但對可能存在日本人特異性安全風險的化合物則保持謹慎。值得注意的是,新規發布后,非罕見病藥物的二期b階段參與也首次獲得豁免許可,顯示監管靈活性正在提升。
日本首次人體試驗的實施能力
對日本合同臨床藥理研究機構協會9個成員基地的評估顯示,日本具備開展高質量早期臨床試驗的堅實基礎。過去十年間,這些基地共完成116項首次人體試驗,其中87%由本土企業贊助。所有基地均具備藥物相互作用研究經驗,三個基地完成16項全面QT間期研究,六個基地開展42項肝功能障礙患者研究,七個基地完成88項老年人群研究。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七個基地能夠招募白人志愿者,六個基地可納入非日裔亞洲人,所有基地均能開展多樣化患者人群研究。腦脊液采集等特殊操作在五個基地可實施,凸顯了日本臨床研究平臺的技術完備性。
啟動時效的國際比較顯示,日本臨床試驗通知提交后,約半數研究在70天內啟動首例患者訪視。與美國需等待30天IND審查期、歐盟臨床試驗申請最少需60天相比,日本基于其固定的30天審評周期,在時間規劃上具有顯著優勢。這種可預測的監管流程為全球同步開發提供了重要保障。
多功能型一期研究的戰略價值
研究識別出10種將附加評估整合進傳統一期研究的創新模式,可分為三類:基于前期結果需要深入探索的整合型研究、包含特殊人群亞組的研究以及支持全球申報的臨床藥理學研究。例如,在首次人體試驗數據點不足時,通過日本一期研究強化QT評估;當出現新適應癥時,增加特定生物標志物檢測;針對代謝酶多態性,評估CYP2C9基因變異對藥代動力學的影響。
這些實踐表明,日本一期研究可超越單純的種族差異驗證,成為填補全球開發數據空白的重要機會。通過將制劑變更后的相對生物利用度評估、注射部位影響研究、食物效應檢測等關鍵藥理學問題整合進一期試驗,不僅能滿足本土監管要求,還能顯著提升全球申報資料的質量。
討論與展望
日本早期臨床開發正經歷從監管義務到戰略加速的范式轉變;谌惒呗缘奶卣鞣治觯ㄗh采用靈活的分層方案:對于種族差異風險低、時間緊迫的進口許可產品,豁免是合理選擇;當存在安全性擔憂或數據補充需求時,多功能型一期研究更具價值;而從長遠看,推動在日開展首次人體試驗最能體現日本對全球開發的貢獻。
日本政府近期推動的"藥物研發生態系統"建設與國家戰略高度契合。通過產官學協作,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臨床研究體系,培育新興生物技術企業,強化學術機構基礎研究能力,這一系列舉措將共同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環境。
臨床研究基礎設施的調查證實,日本基地完全具備開展國際化早期試驗的能力。納入多族裔人群的試驗設計,不僅能為亞洲其他地區參與多區域臨床試驗提供支持,也可為歐美申報積累數據。對于某些在日本人群中發病率更高的疾病,早期患者試驗的開展可能成為加速全球開發的關鍵契機。
結論
日本早期臨床開發正站在戰略轉型的十字路口。傳統上以滿足監管要求為主要目標的一期研究,正在向價值創造型活動演變。通過科學運用豁免機制、積極推動首次人體試驗本土化、創新設計多功能研究方案,日本不僅能有效解決藥品滯后/缺失問題,還可在全球藥物研發價值鏈中占據更核心位置。這種轉型需要制藥企業、監管機構和研究機構的協同努力,共同構建以科學為導向、以患者為中心的藥物開發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