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商業模式和競爭動態，人工智能（AI）、物聯網（IoT）和區塊鏈等技術已成為企業戰略的關鍵驅動力（Westerman等人，2014；Warner等人，2019；Usai等人，2021；Xu等人，2025）。盡管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效率和創新能力帶來了巨大的價值創造潛力（Ferreira等人，2019），但其實施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投資和不確定性（Hoskisson等人，2017）。這些挑戰在新興經濟體中尤為突出，不同研究顯示了不同的影響結果。例如，數字化雖然提升了印度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但也導致了制造業的衰退和服務業的增長（Reddy和Sasidharan，2023；Chen等人，2025）。越南的研究表明，數字化的好處主要惠及表現優異的企業（Vu等人，2024），而拉丁美洲的研究則表明數字化可能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Sanchez-Riofrio等人，2022）。因此，數字化的預期好處遠非必然，這使得業績不佳的企業處于危險境地：面對資源稀缺和潛在的生存風險時，它們應如何應對數字浪潮？

現有研究已經確定了影響數字化轉型的各種因素，包括生產效率等經濟驅動因素（Bj?rkdahl，2020）、數字基礎設施等技術支撐因素（Li等人，2022），以及管理者風險認知等認知因素（Hadjielias等人，2021）。在探討企業如何應對績效壓力時，文獻中存在一個基本的二分法。一種基于行為理論的觀點認為，業績不佳會激發企業冒險行為，一些研究表明財務壓力可能促使企業實現數字化突破（Chen等人，2025）。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績效下滑會引發戰略保守主義，從而抑制實質性的數字化投資（Li等人，2024）。然而，這種“實質性或收縮”的框架未能捕捉到更復雜的戰略可能性：業績不佳的企業可能會采取象征性管理措施，而非實質性的變革。

我們提出并檢驗了第三種路徑：業績不佳的企業傾向于進行“數字化表面包裝”，即數字化言辭與實際行動之間的系統性脫節。這是因為業績不佳的企業面臨一個關鍵矛盾：它們恰恰在最無力承擔數字化投資的時候被期望進行數字化轉型。在這種困境下，出于印象管理的動機，它們會主動采取象征性回應作為權衡。這一點在中國尤為明顯，因為強烈的制度信號使得數字化成為一種高價值的象征。盡管先前的研究已經發現了類似的環境領域的“漂綠”行為（DasGupta，2022）以及領導層變更時數字化戰略中的“言行不一”現象（Zhang等人，2023），但將數字化表面包裝作為對績效不足的戰略響應的系統性研究仍相對不足。特別是在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數字化的背景下，業績不佳的企業是否通過象征性披露來獲取政策利益和外部合法性，這一現象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為了研究這一現象，我們將績效反饋理論與印象管理理論相結合，認為業績不佳不僅會引發傳統的冒險行為或保守主義，還會導致機會主義信號傳遞。利用2010年至2022年間中國上市公司的全面數據集，我們的研究表明，業績不佳的企業傾向于關注象征性的數字化披露，尤其是那些具有“前瞻性和計劃性”言辭的披露，而不是采取實質性的行動。這一點體現在數字化敘事的增加，但相應的軟件投資并未增加。關鍵的是，我們證明這種差異主要是出于獲取外部資源和合法性的機會主義動機，而非真正的轉型意圖。這挑戰了傳統的績效反饋和冒險行為解讀，表明企業對負面績效反饋的回應并不僅僅表現為冒險或保守主義，還涉及機會主義操縱以減輕業績不佳的后果。

本研究有幾項關鍵貢獻。首先，它引入并實證驗證了“數字化表面包裝”的概念，超越了將數字化視為單一整體的觀點，區分了戰略披露、行動導向的披露和與數字化相關的投入。其次，它通過證明業績不佳的主要響應是戰略性的象征性信號傳遞而非實質性的數字化轉型，解決了現有理論爭議的一部分。最后，它為理解新興經濟體中的數字化轉型復雜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業績不佳的企業如何通過利用象征性的數字化聲明作為實質投資的替代策略來應對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