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ral Society》：So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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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綜述基于對印尼Sidomulyo旅游村的實證研究，系統分析了社會資本（SC）與人力資本（HC）對居民生活質量（QoL）的影響。研究發現，SC對QoL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而HC主要通過增強SC來間接提升QoL。文章強調了在鄉村旅游發展中，構建信任、合作與親屬網絡等無形資本對實現包容性、可持續社區發展（CBT）的核心意義，為相關公共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
摘要
在鄉村旅游與農業交織的地區，社區福祉不僅受經濟資源影響，更受社會資本（SC）與人力資本（HC）等無形資本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結構方程模型（PLS-SEM），基于2023年5月至6月對307戶家庭的調查數據，探討了SC與HC對印尼Sidomulyo旅游村居民生活質量（QoL）的影響。結果顯示，SC和HC均顯著提升QoL，且HC的影響主要通過SC這一中介變量實現。這凸顯了信任、合作與親屬網絡在提升集體福祉中的核心作用，為發展具有韌性、以社區為主導的鄉村旅游模式提供了政策啟示。
引言
生活質量（QoL）取決于社會、人力、物質、金融和自然五種形式的資本。本研究聚焦于鄉村旅游背景下SC與HC的相互作用及其對QoL的聯合影響。在Sidomulyo旅游村，SC與HC的良性互動顯著提升了居民QoL。相比之下，具有相似農業人口結構的Pujon Kidul旅游村，則因教育水平有限和旅游參與度低而面臨挑戰。本研究旨在揭示SC、HC與QoL在旅游村中的關系，為旨在促進可持續鄉村旅游發展的政策提供見解。
文獻綜述與理論
旅游村、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活質量相互關聯。SC被概念化為基于信任、社會規范和關系的社區公共品，它能促進合作，增強社區韌性，并在個體和社區層面帶來健康、經濟與社會效益。HC則指個體的知識、技能與能力，是個人與集體進步的關鍵。較高的HC通常能帶來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強的社會參與能力。QoL包含主觀和客觀福祉，涵蓋生理、物質、社會和情感四大領域。盡管SC作為社會經濟因素在諸多文獻中受到關注，但其在QoL研究中的重要性，是隨著社會性QoL決定因素的發展而凸顯的。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本研究模型包含三個潛變量（SC, HC, QoL），并提出三個假設：H1（良好的SC顯著提升社區QoL）、H2（高質量的HC顯著提升個體QoL）、H3（高質量的HC顯著改善社會SC狀況）。研究使用PLS-SEM進行檢驗。
研究地點
研究地點為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巴圖市的Sidomulyo旅游村。該村位于城市區域中部，主要旅游活動是觀賞植物種植，涉及大部分從事觀賞植物種植的農民社區。
研究變量與樣本
研究采用包含19個題項的李克特量表問卷測量SC、HC與QoL。預調查確保了量表的效度和信度。主要調查于2023年5月20日至6月10日進行，研究對象為Sidomulyo村的戶主，采用比例隨機抽樣法，共抽取307戶。
數據分析
使用PLS-SEM方法分析數據，通過測量模型（外部模型）評估構念效度和信度，通過結構模型（內部模型）檢驗假設關系。
研究結果
外部模型評估
第一階段評估發現HC3指標未達標準（外部負荷0.107 < 0.70），故將其剔除。第二階段評估后，所有剩余16個指標均滿足效度和信度標準。
內部模型評估
內部模型評估顯示，HC對SC的解釋方差（R2）為中度，而SC（與HC一起）對QoL的解釋方差較強。效應量（F2）分析表明，HC對QoL的影響微弱，但對SC有強烈影響；SC對QoL有強烈影響。預測相關性（Q2）結果證實了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效力。假設檢驗結果表明，H1（SC對QoL有正向顯著影響，路徑系數=0.656）和H3（HC對SC有正向顯著影響，路徑系數=0.687）獲得支持，而H2（HC對QoL有直接顯著影響）被拒絕（路徑系數=0.094，不顯著）。
討論
分析結果確認，社會資本（SC）對Sidomulyo旅游村的生活質量（QoL）具有直接且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其他研究結論一致，即SC是提升個體和社區QoL的重要決定因素。在政策層面，這一發現強調了在制定地方旅游政策時培育SC的重要性。SC通過促進資源共享、增強信任和合作行為，直接提升了社區成員的物質與心理福祉。在Sidomulyo，居民間的信任、信息與客源共享，以及基于觀賞植物銷售的共同創收協議，均是SC的體現，它們共同營造了鼓勵合作與集體行動的環境。
人力資本（HC）對SC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教育水平和技能發展（HC）對于SC的發展至關重要。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社區團體參與度，有助于更好的決策和問題解決，從而培育更強的社區意識和合作精神。在Sidomulyo，大多數居民是農民團體成員，這些團體不僅提供了獲取資源（如肥料、農業技術）的渠道，也通過集體行動和問題解決加強了社會紐帶，促進了SC的發展。然而，收入并未對SC狀況做出顯著貢獻，這與一些研究的結論相符，即收入與SC的形成或強度沒有必然關聯。
研究發現，人力資本（HC）對鄉村旅游村居民的生活質量（QoL）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在旅游驅動的社區中，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等其他形式的資本在提升QoL方面扮演著更直接、更重要的角色。旅游業創造的經濟效益，如就業和收入增加，對QoL的影響往往比HC更即時、更顯著。研究表明，在鄉村旅游發展中，HC需要與外部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政策框架相結合，并融入SC和經濟資本，才能更全面地提升社區福祉。
結論
本研究得出結論：在Sidomulyo旅游村，社會資本（SC）對生活質量（QoL）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人力資本（HC）主要通過強化SC來間接發揮作用。這些發現強調了 cohesive 社會網絡、信任和社區參與在塑造鄉村社區（尤其是依賴旅游業的社區）福祉方面的重要性。HC對QoL直接影響不顯著的假設被拒絕，這表明在依賴旅游的鄉村經濟中，社區驅動的結構和共享規范可能對個人滿意度和社區發展產生更直接、更可感知的影響。
本研究在理論層面，強化了社會資本理論及其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的應用，強調了 bonding capital（同質群體內部關系）和 bridging capital（不同群體間關系）作為社會韌性和社區福祉促進劑的重要性。在實踐與政策層面，研究指出，鄉村發展戰略應超越對物質基礎設施或經濟激勵的單一關注，積極投資于能夠加強社區信任、包容性和參與度的社會項目。對于社區領袖和旅游從業者而言，這意味著應推廣合作商業模式、公平的利益分享機制和透明的溝通實踐，以強化地方所有權和自豪感。最終，通過將SC既視為手段也視為目標，實踐者可以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韌性和可持續性的旅游生態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