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已經步入老年，身體可能本就需要更多的照料，而你又感染了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為了獲得必要的醫療和生活支持，你通常需要向家人、朋友或醫生透露這個隱秘的健康狀況。然而，當你生活的世界接連遭受新冠疫情封鎖和戰爭炮火的雙重打擊時，這個“說與不說”的決定，會變得何其艱難？這正是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一群老年HIV感染者（OPWH，年齡≥50歲）在過去幾年里所面對的現實。他們不僅要應對年齡增長、共�。ㄈ缣悄虿　⑿呐K�。�帶來的健康挑戰，還要在醫療系統崩潰、社會網絡瓦解的危機中，為自己的HIV治療和生存尋找出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一般人群或特定群體的HIV披露行為，但在新冠疫情和戰爭這類重大社會動蕩的疊加影響下，原本就脆弱的老年HIV感染者群體是如何調整他們的披露行為的？哪些因素促使他們開口，又有哪些因素讓他們選擇沉默？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一支研究團隊在基輔進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追蹤調查，其研究成果最終發表在學術期刊《AIDS and Behavior》上。

為了探究危機如何影響老年HIV感染者的HIV狀態披露行為，研究人員在烏克蘭基輔市的兩個HIV治療中心，招募了123名正在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RT）的老年HIV感染者。研究采用了縱向電話調查的設計，在四個時間點對同一批參與者進行了追蹤訪談：2020年5-6月（第一波，新冠疫情初期）、2021年1-2月（第二波，疫情持續期）、2022年1-2月（第三波，戰爭前夕）和2022年5-6月（第四波，戰爭期間）。共有90人完成了全部四輪調查。研究通過結構化問卷收集了參與者的社會人口學特征、HIV相關因素（如診斷時間、是否有HIV照護支持）、精神心理狀況（使用患者健康問卷-9（PHQ-9）和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7（GAD-7）評估抑郁和焦慮癥狀）、生活狀況（是否獨居）以及是否有新的HIV狀態披露等信息。數據分析采用了混合效應多變量邏輯回歸模型，以評估披露行為與各預測變量之間的關系。

在基線（第一波）時，123名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55.3歲，其中50%為女性，29%的人獨居。在完成全部四輪調查的90人中，披露率隨時間顯著上升（p=0.002），從第一波的75.6%躍升至第二波的91.1%，并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分別達到93.3%和95.6%。值得注意的是，披露率的最大增幅發生在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即新冠疫情期間，而非在2022年2月戰爭爆發之后。

通過統計分析，研究發現了兩個與HIV狀態披露顯著相關的因素：

此外，在雙變量模型中，有藥物成癮史和HIV診斷時間較長也與較高的披露可能性相關。然而，在納入多變量模型后，這些因素的顯著性消失了。其他分析的變量，如年齡、共病情況、社會支持水平、抑郁焦慮癥狀、以及是否有HIV照護支持等，均未顯示出與披露行為有統計學上的顯著關聯。

這項研究首次揭示了在新冠疫情和戰爭疊加的人道主義危機下，烏克蘭老年HIV感染者的HIV狀態披露行為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盡管總體披露率在危機期間持續上升，但男性和獨居者始終是披露行為中最脆弱的亞群。

披露率為何在疫情期激增？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新冠疫情封鎖導致的高度社會隔離時期，老年HIV感染者出于對健康惡化的擔憂和獲取照護支持的實際需要，可能重新評估了披露的利弊，將披露視為擴大支持網絡、確保治療連續性的必要途徑。同時，疫情期間藥物郵寄配送或必須前往診所等實際情況，也可能導致一些“非自愿的”或情境所迫的披露。

為何男性更不愿披露？ 這很可能與根深蒂固的性別規范有關。在一些社會文化中， masculinity（男性氣概）常與強壯、不生病聯系在一起。披露HIV狀態可能被視為一種軟弱的表現，威脅到男性的社會身份和尊嚴。此外，對HIV的污名化認知，如將其與男男性行為者或吸毒者等高度污名化的群體錯誤關聯，也可能使老年男性患者因害怕被貼上額外標簽而選擇沉默。

獨居為何成為障礙？ 根據披露過程模型（DPM）理論，披露決策受到對潛在結果評估的影響。獨居者缺乏日常的、親密的社會互動環境，減少了他們尋求和獲得社會支持的機會，從而可能更多地權衡披露帶來的風險（如被拒絕、污名化），而非收益。在危機背景下，社會網絡本就可能因流離失所而斷裂，獨居者的社會隔離狀況進一步加劇，使得披露變得更加困難。

該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公共衛生實踐意義。它指出，未來的HIV照護和支持項目，尤其是在危機應對計劃中，必須采用有針對性的策略：

總之，這項研究揭示了在多重危機沖擊下，老年HIV感染者這一“隱形”群體在健康信息披露上面臨的獨特挑戰。它不僅填補了學術空白，更發出了一個緊迫的行動呼吁：在規劃HIV防治和危機應對方案時，必須采取綜合、包容和量身定制的方針，特別關注那些因性別規范和獨居而面臨更高風險的邊緣亞群，從而真正促進他們的治療依從性、整體健康與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