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care》: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 and Its Management Among Ankle Sprain Pati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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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過調查上海地區踝關節扭傷患者的知信行狀況,揭示了慢性踝關節不穩(CAI)管理在預防性支具使用、并發癥認知等環節的顯著知識缺口,并指出知識水平與康復實踐呈強正相關,為臨床制定靶向性患者教育方案提供了循證依據。
引言
踝關節扭傷是最常見的肌肉骨骼損傷之一,約占運動相關損傷的7%至10%。它不僅常見于運動員,在普通人群中也有很高的發生率,常因繼發并發癥而需要大量醫療關注。踝關節扭傷可導致疼痛、活動范圍受限、功能缺陷,甚至長期殘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損傷會導致創傷后骨關節炎和慢性踝關節不穩(CAI),高達44%的患者在受傷一年后仍會出現癥狀。對于室內運動,據報道外側踝關節扭傷(LAS)的發生率為每1000次暴露7次。如果踝關節扭傷的康復延遲或無效,則損傷進展為CAI的風險會顯著增加。大約40%至75%的踝關節扭傷最終可能導致CAI。CAI的特征是持續的癥狀,如疼痛、腫脹和不穩,通常伴有受傷后至少12個月內反復發生扭傷。這種情況可能導致長期無法工作和運動。
近年來,隨著對踝關節扭傷后遺癥認識的加深,研究表明有效的康復可以加速恢復,而更早的干預與恢復功能能力的更好結果相關。然而,盡管踝關節扭傷患者數量眾多,但上海和中國其他主要城市的康復醫學專業人員仍然嚴重短缺。令人擔憂的是,只有大約50%的外側踝關節扭傷個體會尋求醫療幫助。
知識、態度和實踐(KAP)調查作為一種診斷工具,用于評估特定群體對特定健康問題的理解、信念和行為。其前提是,提高知識水平可以積極影響態度,進而塑造行為。此類調查的主要目標是識別信息差距和行為障礙,為設計更具針對性的教育干預措施奠定基礎。通過定量評估踝關節扭傷患者的實際知識水平和實踐行為,本研究旨在提高健康意識,鼓勵積極參與康復,降低CAI的發生率,并最終改善該患者群體的生活質量和身體活動水平。然而,關于中國踝關節扭傷患者對CAI及其管理的KAP數據仍然有限,這削弱了在常規護理中設計靶向性患者教育和康復支持的證據基礎。
方法
本研究是一項橫斷面研究,于2024年6月至2024年8月在上海進行,研究對象為踝關節扭傷患者。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是在研究期間于參與醫院的骨科門診和急診連續招募的,而非在全院范圍內隨機抽樣。研究團隊對所有因踝關節扭傷就診或在門診/急診登記/分診時報告有既往踝關節扭傷史的成年患者進行資格篩選。確認資格后,患者被邀請參與,同意者通過研究人員提供的二維碼或直接鏈接,在門診或急診現場自愿完成電子問卷。
納入標準為:1)曾經歷過踝關節扭傷的患者;2)年齡18-70歲;3)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意完成問卷。排除標準為:1)無踝關節扭傷史的個體;2)因心理、精神或嚴重醫療狀況無法完成問卷者;3)不愿完成問卷的個體。在本調查中,為參與者定義了當前踝關節不穩,即在過去6個月內至少經歷以下一種情況:1)在日常活動或運動中反復發生踝關節扭傷;2)頻繁感到踝關節“打軟腿”;3)持續感到踝關節無力或不穩;4)日常活動需要佩戴踝關節支具。該定義在相關調查部分開始時以通俗語言提供給參與者。本研究已獲得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并從所有參與者處獲得了知情同意。
問卷介紹
問卷通過系統化的三階段流程開發。第一階段(項目生成)對踝關節扭傷和CAI管理文獻進行全面回顧,隨后咨詢了包括3名骨科醫生、2名物理治療師和1名康復專家組成的專家組,生成了涵蓋知識、態度和實踐維度的初始項目池。第二階段(內容效度驗證)使用內容效度指數對項目進行專家評審,保留CVI > 0.80的項目。語言進行了優化以利于通俗理解,隨后在英文和簡體中文之間進行了翻譯和回譯。第三階段涉及預測試。共回收36份預測試問卷,其中1份因拒絕參與被排除,9份因未通過陷阱問題被排除,最終得到26份有效問卷。問卷總體Cronbach's α系數為0.760,表明內部一致性良好。
最終問卷使用上海地區標準書面語簡體中文編寫。盡可能將醫學術語最小化并用通俗語言替代。例如,將“距骨骨軟骨損傷和骨關節炎”在問卷中向參與者描述為“關節面損傷和磨損”。問卷包括四個部分:人口統計學數據、知識維度、態度維度和實踐維度。知識維度包含8個問題,回答“非常了解”計2分,“有些了解”計1分,“不了解”計0分,可能得分范圍為0–16分。態度維度包含8個問題,采用從“非常同意”(5分)到“非常不同意”(1分)的五級李克特量表,得分范圍為8–40分。實踐維度包含9個問題,其中第1–5題使用從“總是”(5分)到“從不”(1分)的五級李克特量表,得分范圍為9–45分。各維度采用不同應答格式是因為這三個構念需要不同的測量方法:知識項目評估對CAI相關信息的自我感知理解度(0–2分制),而態度和實踐項目分別評估同意程度和行為頻率。為了允許跨領域比較,還使用最大分值百分比法(例如,60–80%為中等,>80%為足夠)對總分進行了解釋。KAP評分均高于各自最高分80%(知識>12.8/16,態度>32/40,實踐>36/45)的參與者被歸類為具備足夠知識、積極態度和主動實踐。得分在60%至80%之間的被歸類為具有中等知識、態度和實踐,而得分低于60%的則表明知識不足、態度消極和實踐不積極。
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以電子方式分發。參與者通過在門診或急診就診時,使用移動設備掃描二維碼或點擊直接鏈接訪問調查。平臺內置的邏輯控制確保了回答完整并防止重復提交。
樣本量計算
樣本量使用橫斷面研究公式計算:α=0.05,理論樣本量為480,其中包括額外20%的容量以允許研究過程中受試者流失。
統計分析
數據分析使用STATA 17.0進行。連續變量以均值和標準差表示,分類變量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評估了數據的正態性,對于組間比較,對正態分布數據應用ANOVA,對非正態分布數據使用非參數檢驗。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評估知識、態度和實踐得分之間的關系。雙側P值小于0.05被認為具有統計學顯著性。使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中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計。基于在KAP得分中顯示出顯著組間差異的變量選擇進入SEM模型。該模型包括從人口統計學變量到KAP得分的直接路徑,以及通過潛在中介變量的間接路徑。使用近似誤差均方根、標準化殘差均方根、Tucker-Lewis指數和比較擬合指數評估模型擬合度。使用5000次重復抽樣的Bootstrap分析來檢驗間接效應的顯著性。
結果
在研究期間接觸的所有符合條件的患者中,569人同意參與(應答率=93.0%)。本研究最初收集了569例。在排除了9例涉及18歲以下個體的案例后,最終數據集包含560例有效案例,有效率為98.42%。正式調查顯示,問卷總體Cronbach's α系數為0.905,知識、態度和實踐的可靠性系數分別為0.917、0.854和0.881,KMO值為0.908。
在參與者中,289名(51.61%)為男性,平均年齡為40.71±9.61歲,平均BMI為23.70±3.20 kg/m2。258名參與者(46.07%)擁有學士學位,288名(51.43%)報告偶爾鍛煉,246名(43.93%)曾至少在同一側經歷過一次踝關節扭傷,207名(36.95%)當前感到踝關節不穩。當前踝關節不穩的特征是參與者報告在過去6個月內至少有以下一種癥狀:反復扭傷、行走時踝關節無力、運動能力受限或影響日常活動。
知識、態度和實踐的平均得分分別為9.87±4.54、24.48±2.97和27.17±7.67。知識差距在三個領域最為明顯:使用踝關節支具進行預防、對潛在并發癥的理解以及對手術治療方案的了解。在態度維度,28.39%的參與者強烈同意踝關節扭傷和CAI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25.36%的參與者對潛在并發癥和不良反應表示顯著擔憂,18.04%的參與者強烈同意他們容易受到踝關節扭傷和CAI的影響。在實踐方面,25.71%的參與者報告從未在日常活動中使用輔助器具來減輕踝關節負荷,24.11%從未接受過踝關節檢查或評估以監測康復進展,15.71%從未向醫療專業人員尋求幫助以了解踝關節康復鍛煉。根據評分標準,88名參與者(15.71%)被歸類為同時具備足夠知識、積極態度和主動實踐。
Spearman相關分析顯示,知識與實踐得分之間存在強正相關,知識與態度得分之間存在弱但顯著的正相關。態度與實踐得分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這表明改善的態度可能不會直接轉化為更好的實踐。
中介分析表明模型擬合度非常好。結果表明,性別、年齡、運動習慣和最近一次踝關節扭傷的時間直接影響知識。知識、教育水平、運動習慣和治療措施直接影響態度。知識、態度和運動習慣直接影響實踐。此外,年齡間接影響態度。性別、年齡、首次踝關節扭傷的時間和治療措施間接影響實踐。
討論
本研究明確了患者在CAI及其管理方面的知識、態度和實踐有待改進的關鍵領域。知識與實踐之間的強相關性表明,在臨床環境中,有針對性的教育干預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結局。
研究揭示了具體的知識差距,特別是在理解預防措施(如踝關節支具的使用)和認識潛在并發癥方面。這些發現與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改進患者教育可以加強預防策略并降低發生CAI的風險。該患者群體中KAP不足可能導致與踝關節扭傷相關的慢性病的持續管理挑戰。因此,在臨床環境中,改善患者教育并彌補態度和實踐方面的差距應是提高治療效果和預防未來損傷復發的重點。
在臨床上,更好地理解CAI及其管理的患者似乎更有可能將這種理解轉化為預防和康復相關行為,這支持了教育作為改善自我管理的一個實用切入點。知識水平較高的患者更有可能采取預防性措施,并對管理自身狀況持有積極態度。這些結果與先前的研究一致,這些研究表明知識水平的提高與更積極的健康行為和更好的慢性病自我管理相關。有趣的是,中介分析揭示了態度對實踐有顯著的負面直接影響。這一反直覺的結果表明,態度更積極的患者不一定能將他們的意愿轉化為實際的預防性實踐。這可能表明存在意圖-行為差距,即良好的認知并不一定能轉化為持續的防護或康復行為。從臨床角度來看,即使是報告有積極態度的患者,也可能需要結構化的指導和隨訪。例如,運動習慣與KAP評分之間的顯著關聯表明,定期鍛煉的患者往往具有更好的知識、態度和實踐。這一發現與先前關于踝關節扭傷康復的研究相符。
分析還發現,KAP在性別和年齡等人口統計學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男性和年輕患者表現出更好的知識和實踐。這可能是由于這些群體在尋求健康行為或獲取教育資源方面的差異造成的。態度在各年齡組之間缺乏顯著差異,這表明諸如既往受傷經歷、獲取醫療資源的機會以及對康復重要性的理解等因素可能比年齡本身在塑造患者態度方面更具影響力。
知識維度顯示,參與者對CAI的幾個關鍵方面缺乏清晰認識,包括其并發癥和踝關節支具的使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醫療保健提供者應優先考慮患者教育,強調使用支具和其他預防措施的重要性。教育干預可能涉及如何正確使用支具的實踐演示,以及有關CAI并發癥的信息。量身定制的教育計劃,特別是針對經歷過多次扭傷的患者,將有利于提高知識水平和降低復發率。
對踝關節不穩的態度各不相同,許多患者并未對可能出現的并發癥表現出強烈的擔憂。這一發現表明需要有針對性的心理和動機干預,以改變患者對踝關節不穩嚴重性的認知。鼓勵患者認真對待踝關節扭傷預防,可能通過同伴支持計劃或行為改變策略,可以改善態度。
實踐維度的結果是中等程度的,有相當一部分參與者未參與使用輔助器具或尋求專業幫助等預防措施。這些發現突出了臨床實踐可以改進的領域,特別是在鼓勵常規康復和使用踝關節支具等防護設備方面。具體建議包括在初次臨床就診期間實施標準化的患者教育方案,提供正確使用踝關節支具的視覺演示,建立定期隨訪時間表以監測依從性,以及開發移動健康應用程序以支持家庭康復計劃。這些實踐干預可以解決已發現的知識差距,同時促進更好的自我管理實踐。針對性干預還應關注實踐得分較低的老年患者,可能的原因包括身體限制或缺乏康復服務等障礙。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橫斷面設計限制了我們在KAP與CAI結局之間建立因果關系的能力。其次,使用自填問卷可能引入回憶偏倚,特別是在過去的受傷經歷和治療依從性方面。第三,雖然本研究在上海一家大型醫療中心進行,但研究結果可能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其他地區或不同醫療系統的情況。未來采用客觀踝關節功能和康復依從性測量指標的縱向研究將為KAP與臨床結局之間的關系提供更有力的證據。
結論
總之,本研究明確了患者在CAI管理方面的知識、態度和實踐有待改進的具體領域。我們的研究結果強調了知識與預防實踐之間的密切關系,表明有針對性的教育干預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結局。未來的臨床實踐應側重于實施結構化的患者教育計劃,特別強調正確使用預防措施、早期識別并發癥以及康復依從性的重要性。需要進行多中心、縱向隨訪的研究來評估此類教育干預措施對CAI結局的長期影響。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這些發現在非城市患者中的普適性。
縮略語
KAP,知識、態度和實踐;CAI,慢性踝關節不穩;LAS,外側踝關節扭傷。
倫理批準與知情同意聲明
本研究已獲得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并從所有參與者處獲得了知情同意。所有方法均按照相關指南和規定執行,并遵守《赫爾辛基宣言》。
作者貢獻
所有作者均對所報告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披露
作者報告在本工作中無利益沖突。
數據共享聲明
本研究中生成或分析的所有數據均包含在本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