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electromagnetics》：Predictors of Risk Perception Among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Paediatricians Concerning Potential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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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填補了全科醫師(GPs)與兒科醫師對電磁場(EMF)健康風險感知預測因素的知識空白。通過2023年對德國292名醫師的橫斷面調查，研究發現陰謀論(conspiracy belief)與對EMF持懷疑態度的機構（如民間倡議組織）的信任是高風險感知的關鍵預測因子；而高信任度于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德國聯邦輻射防護辦公室(BfS)則與低風險感知相關。這些發現為制定針對性的風險溝通策略以彌合公眾的科學認知鴻溝提供了重要依據。
引言
在現代社會中，暴露于電磁場(EMF)是無處不在且對公共衛生具有高度相關性的議題。盡管通常的暴露水平遠低于法定限值，且低于監管限值的EMF暴露會導致明顯健康問題的科學證據有限，但公眾對此仍存在相當程度的擔憂。在德國，約18%至23%的公眾對來自智能手機、手機信號塔或高壓線路的輻射表示健康擔憂。
作為初級保健的核心支柱，全科醫師(GPs)和兒科醫師往往是公眾在醫療體系中的第一接觸點，承擔著向公眾傳遞和解釋科學證據的角色。然而，這一任務可能很艱巨，因為科學出版物對非專業人士而言往往難以理解，從而可能導致科學陳述與公眾擔憂之間出現偏差。此前在德國、奧地利、荷蘭和法國的研究表明，醫師群體中對潛在EMF風險的知識相對匱乏，且許多人表示高度擔憂并感到信息不足。除2009年德國一項研究發現補充替代醫學教育是EMF擔憂的唯一已知預測因素外，人們對全科醫師和兒科醫師關于電磁場潛在健康效應的風險感知預測因素知之甚少。
為了填補這一知識空白，并幫助輻射防護機構更有針對性地開展溝通，本研究于2023年2月至4月期間對德國全科醫師和兒科醫師進行了一項橫斷面調查，旨在識別其EMF相關風險感知的預測因素。研究具體檢驗了以下五個假設：H1，技術接受度越高，EMF風險感知越低；H2，媒體健康素養和數字媒體能力越高，EMF風險感知越低；H3，陰謀論信念水平越高，EMF風險感知越高；H4，對組織/倡議/機構的信任與EMF風險感知相關（關聯方向取決于機構類型）；H5，EMF風險感知與普遍的環境擔憂相關。
材料與方法
研究從德國聯邦醫師注冊處隨機分層抽取了5000名醫師（3000名全科醫師和2000名兒科醫師）作為樣本，最終有292名醫師完成了在線問卷，回應率為6%。研究收集了多種變量。
主要結局指標是醫師對“存在因暴露于法定限值內的EMF而導致健康問題的人”的信念，使用5點李克特量表測量，并將高于中間選項的答案定義為高風險感知。
預測變量包括技術接受度（通過12項關于5G的陳述測量，總分0-48分）、媒體健康素養（通過評估對三張健康相關圖像的理解，總分0-12分）、陰謀論信念（通過5項陳述測量，總分0-20分）。還測量了對多個組織、機構和倡議的信任度，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聯邦輻射防護辦公室(BfS)、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等正規機構，以及對應用生態研究所、EMF持懷疑態度的醫師倡議等“EMF批評型”機構，均使用5點李克特量表（0-4分）。此外，還通過關于六項環境問題（空氣污染、交通噪音等）的擔憂程度來測量普遍環境擔憂，將至少對三項表示高擔憂的參與者定義為高環境擔憂組。
潛在混雜因素包括性別、年齡組、醫師類型（GP/兒科醫師）、所在州、執業地點城鎮規模以及補充替代醫學教育（順勢療法(HP)、針灸(AC)、自然療法(NPT)）。
統計分析采用邏輯回歸模型，分別評估每個預測變量與EMF風險感知（二分變量）的關聯，計算優勢比(OR)和95%置信區間(CI)。所有模型均對上述混雜因素進行了調整。數據管理使用R軟件完成。
結果
在292名研究參與者中，141名（48%）為全科醫師，151名（52%）為兒科醫師。約半數（51%）為女性，大多數年齡在41至60歲之間。約25%的參與者接受過HP、AC或NPT中的至少一種補充替代醫學教育。
在結局方面，91名參與者（31%）表示相信EMF暴露會導致健康問題（即具有高EMF風險感知），其余69%則表示不相信。相信EMF健康效應的醫師中，有46.2%接受過補充替代醫學教育，而不相信的醫師中這一比例僅為16.0%。
在預測變量描述方面，技術接受度平均分為21.8（總分48），媒體健康素養平均分為9.8（總分12），陰謀論信念平均分為4.2（總分20）。73%的參與者具有高環境擔憂。參與者對WHO和BfS的信任度最高（均值分別為3.4和3.5），對反對建設手機基站的民間倡議組織的信任度最低（均值1.1）。
邏輯回歸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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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信念是與高EMF風險感知關聯最強的預測因子之一（OR = 2.92， 95% CI： 1.8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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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WHO（OR = 0.57， 95% CI： 0.35–0.82）和BfS（OR = 0.50， 95% CI： 0.28–0.76）的高信任度與較低的EMF風險感知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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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個“EMF批評型”倡議（應用生態研究所、EMF持懷疑態度的醫師倡議、民間倡議組織）的信任度越高，EMF風險感知也越高（OR范圍從1.50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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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技術接受度有與較低EMF風險感知相關的趨勢，但置信區間跨越1（OR = 0.81， 95% CI： 0.5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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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健康素養（OR = 1.09， 95% CI： 0.78–1.47）和普遍環境擔憂（OR = 1.08， 95% CI： 0.47–2.06）與EMF風險感知未顯示出統計學上的顯著關聯。
討論
本研究證實了陰謀論信念是醫師高EMF風險感知的預測因素，同時也發現對特定機構（如WHO、BfS）的信任與較低風險感知相關。這表明，減少陰謀論信念和增強對風險評估與管理機構的信任，可能是解決醫師群體EMF擔憂的關鍵。同時，EMF擔憂似乎是一個獨立于普遍環境擔憂的特定現象。
與2009年德國一項類似研究（54%的參與者相信EMF健康效應）相比，本研究觀察到的風險感知水平（31%）較低。這種差異可能與研究問題措辭（本次明確提及“法定限值內”）、時間推移導致公眾關注點轉移（如轉向氣候變化、抗生素耐藥性等），以及技術益處認知提升有關。與其他國家的研究進行直接比較存在困難，主要因問題設計、測量方式不同。
本研究的優勢在于能夠從幾乎涵蓋全德國醫師的注冊處抽取代表性樣本，提高了結果的普遍性。然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6%的回應率較低，可能存在選擇偏倚。對偏倚的敏感性分析表明，結局（EMF風險感知）和關鍵預測因子（陰謀論信念、對WHO的信任）都可能影響參與意愿，偏倚方向取決于具體假設，其強度難以量化。其次，盡管研究調整了已知的混雜因素，但仍可能存在未測量的混雜因子。此外，研究結果主要適用于德國情境。
結論
本研究識別出醫師對電磁場的風險感知與個體的陰謀論信念傾向以及對特定機構（如WHO、輻射防護當局）的信任度顯著相關。這些發現強調了在針對醫師群體進行電磁場健康風險溝通時，需要關注并應對陰謀論信息的影響，同時致力于建立和維持公眾對權威科學及監管機構的信任。盡管可能存在選擇偏倚，但這些結果為未來設計更有效的風險溝通策略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致謝與倫理聲明
本研究受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全和消費者保護部委托，由聯邦輻射防護辦公室提供技術支持。研究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原則，并獲得慕尼黑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醫學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由于需要使用聯邦衛生部的注冊數據，原始數據未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