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光旖旎的伊朗古城設拉子，一種古老的疾病——皮膚利什曼病（Cutaneous Leishmaniasis, CL）正悄然蔓延。這種由利什曼原蟲（Leishmania）引起、通過白蛉（sand fly）叮咬傳播的疾病，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不僅是皮膚上的疤痕，更是心理與社會生活的沉重負擔。特別是在中東地區，CL的病例數占到了全球的約80%，伊朗的法爾斯省（Fars Province）便是重要的疫區之一。問題的核心在于，盡管已知CL在設拉子流行，但其具體的傳播鏈條、驅動因素以及病原體的遺傳背景依然像籠罩在設拉子花園上空的薄霧，不甚清晰。是哪些白蛉在充當“幫兇”？環境中的哪些因素在推波助瀾？當地的利什曼原蟲種群是否具有獨特的遺傳特征，從而影響著疾病的傳播與演變？為了撥開這些迷霧，Kourosh Azizi, Saeed Shahabi等研究人員開展了一項綜合性研究，旨在從昆蟲、臨床患者和分子層面，全方位解析設拉子地區利什曼病的傳播生態與病原遺傳多樣性。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Parasite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期刊上，為這一地區的疾病防控投下了一束清晰的光。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研究團隊采用了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策略。他們于8月至10月在設拉子市室內外設置了粘性陷阱，系統采集了1029只白蛉，并進行了形態學鑒定。同時，從確診的CL患者病灶處獲取了30份臨床樣本。在分子層面，研究利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技術，分別針對利什曼原蟲的動基體DNA（kDNA）和核糖體內部轉錄間隔區2（ITS2）基因進行檢測和擴增，以確定物種和感染情況。對于陽性樣本，進一步對ITS2基因進行測序。基于獲得的序列，研究人員構建了系統發育樹（Phylogenetic tree）來揭示物種間的進化關系，并利用單倍型網絡（Haplotype network）分析和統計軟件，深入探究了碩大利什曼原蟲（L. major）種群內的遺傳多樣性和結構。

研究區域包括山麓、果園（主要為核桃樹和石榴樹）及住宅區。環境觀察發現了正在進行山地開挖的道路建設、緊鄰建筑物的生活垃圾傾倒以及生活污水排入明渠等現象。住宅區內還存在雞、狗等家畜。這些環境因素被認為可能支持白蛉及其宿主的存在和繁殖。

所有30名隨機選擇的患者均通過鏡檢和kDNA基因PCR分析確認為CL陽性。研究發現，居住在山麓和花園區域的患者超過一半感染了L. major，而居住在遠離山區、靠近城市主干道（Chamran Boulevard）的患者則感染了熱帶利什曼原蟲（L. tropica）。ITS2區域測序和系統發育分析進一步證實了患者病灶中利什曼原蟲的物種身份。

共采集到1029只白蛉，其中雌性266只。形態鑒定顯示，巴氏白蛉（Phlebotomus papatasi）是最優勢種（占雌蛉的53.75%），其次是司氏白蛉（Phlebotomus sergenti）（占38.75%）。巴氏白蛉表現出強烈的室內趨向性（86%的雌蛉在室內捕獲）。在檢測的40個白蛉池（pool）中，總感染率為72.5%。其中，80%的巴氏白蛉池和65%的司氏白蛉池檢測出利什曼原蟲DNA。所有巴氏白蛉陽性池和9個司氏白蛉陽性池檢測出L. major DNA，而另外4個司氏白蛉池檢測出L. tropica DNA。費希爾精確檢驗（Fisher's exact test）顯示兩種白蛉的感染率無顯著差異。

基于ITS2序列的系統發育分析支持了PCR結果，證實了在患者和白蛉中均存在L. major和L. tropica兩個物種。貝葉斯（Bayesian）和鄰接法（Neighbor-Joining）分析顯示，來自患者和白蛉的寄生蟲形成了兩個主要的分支，且獲得了很高的統計支持（100%的引導值（bootstrap）和后驗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

對58條ITS2序列（482 bp）的分析共定義了22個獨特的單倍型（Haplotype）。總體單倍型多樣性（Hd）為0.74，核苷酸多樣性（π）為0.01。在這22個單倍型中，有20個在伊朗被發現，其中17個是伊朗獨有的。單倍型1（Hap1）是頻率最高（n=21）且占據祖先地位的優勢單倍型，在亞洲、非洲和歐洲（除肯尼亞外）的樣本國中共享。伊朗的L. major分離株表現出極高的遺傳多樣性（Hd = 0.924）。

本研究證實，設拉子地區人畜共患皮膚利什曼病（ZCL）和 anthroponotic 皮膚利什曼病（ACL）的持續傳播，與家棲性白蛉（主要是巴氏白蛉和司氏白蛉）以及當地特定的環境條件密切相關。環境管理不善，如垃圾堆積、污水橫流、靠近動物棲息地等，與較高的白蛉存在率相關。白蛉的高感染率（72.5%）表明該地區存在強烈的動物間傳播循環。

巴氏白蛉極高的室內捕獲比例（86%）凸顯了其與人類接觸的密切程度，鞏固了其作為伊朗及西南亞、北非地區L. major主要傳播媒介的角色。ZCL病例聚集在山麓和花園區域，這與已知的嚙齒動物儲存宿主棲息地相符；而ACL發生在城區，則提示了以人為主的人傳人循環。盡管PCR在司氏白蛉中檢測到L. major DNA，但這僅表明其曾叮咬過感染者，不能直接證明其具備有效的媒介能力（vector competence），這需要通過實驗傳播研究來確認。

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來自遺傳學分析。伊朗擁有全球最高的L. major ITS2單倍型多樣性，所發現的22個單倍型中有20個存在于伊朗，且絕大多數（17個）為伊朗獨有。這種 exceptional 的遺傳多樣性表明，伊朗是L. major一個長期的進化熱點區域。這可能由持續有利的生態條件所驅動，這些條件維持了多樣的媒介（如巴氏白蛉、司氏白蛉）和儲存宿主（如沙鼠（gerbil））種群。如此高的遺傳變異可能反映了該地區不同菌株的長期傳播。一個關鍵的發現是，祖先單倍型Hap1在亞、非、歐三大洲共享，這提示伊朗作為遺傳多樣性中心，可能對L. major的全球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構成了該寄生蟲出現和擴散的關鍵熱點。

此外，高速公路建設導致的棲息地破壞、家犬和雞等動物在住宅周邊的存在、生活污水不當排放灌溉果園等環境因素，共同為白蛉的繁殖、生存和獲取血餐（blood meal）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支持了主要媒介的增殖和利什曼原蟲的傳播。

綜上所述，設拉子由于其生態因素（媒介和宿主豐富）、環境條件（衛生狀況差）和遺傳因素（L. major多樣性高）的結合，仍然是CL的高風險疫源地。研究強調，實施綜合控制措施至關重要，包括媒介控制、改善廢物管理、社區教育以及持續的遺傳監測以追蹤新興菌株。這些發現凸顯了在城市和城郊環境中持續監測和開展綜合媒介管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戰略的重要性。該研究為理解設拉子乃至類似疫區CL的傳播動態提供了寶貴的集成數據框架，并為制定更有針對性的防控策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