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氧類除草劑因其多種作用機制而備受關注：在高劑量下作為污染物，適量使用時作為除草劑，低劑量下則作為植物生長調節劑（Islam等人，2018年）。然而，鑒于它們在環境中的中等持久性和對水生生物的長期毒性影響（ECHA，2023年；Council，2006年；Urbaniak和Mierzejewska，2019年），污染風險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證據表明，這些除草劑在環境中的濃度可達到μg/L或mg/L，甚至在農業區附近（Urbaniak和Mierzejewska，2019年；Székács等人，2015年；Gamhewage等人，2019年；Ng等人，2023年；Nam等人，2014年）或意想不到的地方（如格陵蘭冰蓋（Stibal等人，2012年）及北極空氣顆粒物中（Balmer等人，2019年）也能被檢測到。此外，除草劑的高效性、良好的植物吸收性、低生產成本以及“先種植后清理”的理念（Ekins和Zenghelis，2021年）導致了農業中過度和不恰當使用除草劑的現象。這些因素引發了人們對除草劑對生物群落潛在環境影響的擔憂。

不幸的是，盡管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些除草劑已被廣泛使用，但關于它們對敏感物種的風險的數據仍然不足。新配方下的衍生物（如2-乙基己基酯、丁基酯、異辛基酯及其他酯類或酰胺類）的毒性研究較少（Olker等人，2022年；Qurratu和Reehan，2016年）。關于這些苯氧羧酸在環境中的持久性，研究結果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表明其水解速度快（Patterson，2004年），而另一些則認為水解速度慢（Muszyński等人，2020年；APVMA，2006年）。由于苯氧羧酸的固水分配系數較高（log P > 5）且水溶性低（與多氯聯苯相似），預計其脂溶性衍生物會通過吸附-解吸過程在河流中的顆粒物上積累（Thit等人，2022年）。除了徑流和其他意外污染外，污水處理廠本身也是除草劑污染的來源之一，包括除草劑的制造和處理過程、在城市景觀中的使用以及在污水處理廠中的除草用途，或市政廢水中的事故排放。多項數據顯示，工業或市政污水處理廠的進水及出水中均含有苯氧羧酸。此外，一些研究指出污水處理廠未能有效去除這些除草劑，甚至可能導致其濃度升高（Fernández-Fernández等人，2022年；K?ck-Schulmeyer等人，2013年；Wang等人，2018年；Knight等人，2023年）。因此，污水處理廠可能通過河流排放、農業徑流、大氣沉降、酸雨、不當的除草劑處置方式或瓷磚排水系統等途徑，對全球水生生物造成污染。

幸運的是，多項環保公約強調了保護多瑙河三角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地）的必要性。1997年頒布的《多瑙河保護公約》旨在控制廢水及其他點源/非點源向多瑙河及其流域的排放，以降低營養物質和有害物質的濃度。多瑙河水質惡化（尤其是三角洲附近）對黑海沿岸水域的化學和生態狀況產生了直接影響（ICPDR，1997年）。

目前，雖然已開發出多種處理技術（浮選、混凝、化學氧化、生物處理、超濾、膜工藝、高級氧化工藝）來去除或降解廢水中的這類除草劑，但僅有少數研究評估了它們在去除合成生長素方面的效果（K?ck-Schulmeyer等人，2013年；Nam等人，2014年；Ryu等人，2022年；Wang等人，2018年；García-Galan等人，2020年），而針對藥物去除的研究更多（Iancu等人，2024年）。實驗室研發的技術與實際應用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可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物質流評估和生命周期評估（LCA）等工具，大規模評估污水處理廠對地表水生態系統的影響。在小范圍內，影響表現為對水生生態系統成分的損害，包括對生物體的毒性作用、沉積物界面處種群密度的變化，以及對磷、氮和碳循環的間接影響。METland指數被用作綜合指標，結合毒性、酸化或富營養化效應來評估污水處理廠對接收河流的影響（Pe?acoba-Antona等人，2021年）。然而，這些方法均未直接評估污水處理廠去除微量污染物的效率，唯一的例外是“污水處理廠排放農藥的環境相關性指數”（ERPWI），該指數基于污染物濃度、污水處理廠去除效率及化合物毒性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用于定性描述其對水生生態系統的風險。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1. 根據現行歐洲法規，評估污水處理廠出水中苯氧羧酸類除草劑的存在情況；2. 探究含有這些除草劑殘留物的出水對地表水生物群落的可能影響；3. 分析污水處理廠在去除除草劑方面的效率及其操作機制。研究的苯氧羧酸包括：2,4-D、MCPA、2,4-二氯苯氧丁酸（2,4-DB）、4-氯苯氧乙酸（4-CPA）和4-氯-2-甲基苯氧丁酸（MCPB）。此外，還試圖探討這些化合物在生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轉化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