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不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也如同一場社會心理的“壓力測試”，將無數家庭置于前所未有的緊密接觸與壓力環境中。在封鎖令下，家人之間的物理距離消失了，但情感的摩擦、壓力的傳遞和彼此心理健康的影響卻變得更加復雜和直接。以往我們知道，家庭氛圍、父母的養育方式會影響孩子的情緒，而孩子的行為問題也可能反過來增加父母的壓力。但這些影響究竟有多大？是父母影響孩子更多，還是孩子影響父母更多？配偶之間又是如何互相“傳染”焦慮和抑郁情緒的？更重要的是，這些相互影響中，有多少可以歸因于家庭成員各自攜帶的遺傳傾向？在疫情這個特殊的、高強度的應激環境下，這些家庭內部的動態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為了回答這些深刻而復雜的問題，一個國際研究團隊利用挪威一個龐大的家庭隊列的基因與心理數據，為我們揭示了疫情封鎖期間，核心家庭內部心理困擾傳遞的遺傳圖譜。這項研究發表在了《Translational Psychiatry》期刊上。

為了深入探索家庭內部心理困擾的源頭，研究人員巧妙地運用了兩種互補的遺傳分析方法。首先，他們利用了挪威母親、父親和兒童隊列研究（MoBa）這一寶貴資源。該隊列自1999年至2008年間招募了超過11萬個家庭，收集了父母及子女的遺傳樣本和長期健康數據。在2020年3月至5月挪威首次疫情封鎖期間，研究人員向該隊列中15-18歲青少年及其父母發放了三次雙周問卷調查，使用5項版霍普金斯癥狀檢查表（SCL-5）評估了他們的心理困擾（即焦慮和抑郁癥狀）。研究最終納入了能夠構成完整“父母-子三人組”且有遺傳數據的數據，涉及青少年4,388名、母親27,852名、父親25,953名。在此基礎上，研究采用了兩種核心分析技術：一是三人全基因組復雜性狀分析（Trio-GCTA），這是一種基于全基因組常見遺傳變異的方法，能夠將心理困擾的總體遺傳方差分解為直接遺傳效應（個人基因型對自己心理困擾的影響）和間接遺傳效應（個人基因型通過其行為或創造的環境，對配偶或子女心理困擾的影響）。二是三人多基因評分（Trio-PGS）分析，研究者為焦慮、抑郁、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神經質和神經性厭食癥（AN）這五種特質構建了PGS，并同時將父母和子女的PGS納入回歸模型，以探究這些特定的遺傳易感性是否及如何影響家庭成員的心理困擾。通過比較不同模型（如僅包含直接效應、或同時包含直接與間接效應）的擬合優度，研究旨在量化各類效應的大小，并檢驗這些效應是否隨封鎖時間延長而改變。

對于母親的心理困擾，在封鎖的第一個時間點，擬合最佳的模型僅包含母親的直接遺傳效應，解釋了9.9%的變異。然而，在第二和第三個時間點，最佳模型納入了直接效應和來自父親的間接效應（即伴侶驅動效應），其中父親的間接效應分別貢獻了2.9%和2.6%的變異，母親的直接效應則分別解釋9.5%和9.3%的變異。

對于父親的心理困擾，在前兩個時間點，僅包含直接效應的模型擬合最佳，分別解釋了10.4%和10.2%的變異。在第三個時間點，最佳模型則包含了直接效應和來自孩子的間接效應（即子女驅動效應），孩子的間接效應解釋了4.6%的變異，父親的直接效應解釋了10.1%的變異，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負協方差。

對于青少年心理困擾的Trio-GCTA分析顯示，包含青少年直接遺傳效應和母親間接遺傳效應（即父母驅動效應）的模型擬合最佳。其中，青少年自身的直接效應解釋了8.8%的變異，而來自母親的間接效應則解釋了高達10.4%的變異，超過了直接效應的影響。兩者之間同樣存在微弱的負協方差。

PGS分析為特定的間接效應提供了證據。研究發現，母親的抑郁PGS和ADHD PGS與父親較高的心理困擾水平顯著正相關，這表明母親的這些遺傳傾向可能對父親的心理健康產生了間接影響。在直接效應方面，抑郁PGS和神經質PGS對所有家庭成員（青少年、母親、父親）的心理困擾均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此外，焦慮PGS、ADHD PGS和AN PGS也對父母雙方的心理困擾顯示出直接效應。然而，研究并未發現任何PGS的效應會隨著封鎖時間的推移而發生顯著變化（即沒有顯著的PGS×時間交互作用）。

針對青少年非疫情期間心理困擾的補充PGS分析僅顯示出直接遺傳效應。將分析樣本限制在戶籍登記為同住的家庭，敏感性分析的結果與主分析基本一致。針對父母疫情前心理困擾的補充分析則顯示，母親疫情前的困擾同樣受到伴侶間接效應的影響，而母親ADHD PGS對父親困擾的效應在疫情前并不顯著，提示疫情這一特殊環境可能改變了某些家庭動力模式。

這項研究通過創新的遺傳計量學方法，清晰地描繪了新冠疫情封鎖期間核心家庭內部心理健康的復雜互動圖景。結論明確指出，家庭成員間的心理困擾存在顯著的相互遺傳影響：母親對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有著超越子女自身遺傳傾向的重要影響；伴侶（父親）能夠影響母親的心理狀態；而子女也能對父親的心理健康產生可測量的影響。同時，個體自身的遺傳因素（直接效應）對心理困擾的貢獻穩定在9-10%左右，這部分可由抑郁、神經質等特質的遺傳傾向部分解釋。

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多個層面。首先，在科學認知層面，它突破了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父母對子女”單向影響的局限，定量揭示了心理健康在家庭中是多向、動態傳遞的，尤其是在青少年期子女對父母的反向影響以及配偶間的影響得到了實證數據的支持。其次，在研究方法層面，研究成功地將Trio-GCTA和Trio-PGS兩種方法結合，分別從“整體方差分解”和“具體特質追蹤”兩個角度相互印證和補充，為理解家庭動態提供了更強大的分析工具。尤為重要的是，在實踐應用層面，這些發現強烈暗示，針對個人心理健康的干預，如果將其家庭成員納入考慮范圍可能會更有效。例如，在幫助一位焦慮的青少年時，支持其母親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個關鍵環節；而在緩解一位父親的壓力時，也需要關注其子女的情緒行為。研究也提示，在類似疫情封鎖這樣的急性、高強度應激時期，家庭內部的相互影響模式可能發生變化，間接遺傳效應的相對重要性可能增加，這為在危機時期設計更具針對性的家庭支持系統提供了依據。盡管研究存在樣本選擇性、統計效力限制等不足，但其開創性的分析視角和扎實的發現，無疑深化了我們對“家庭作為一個心理健康生態系統”的理解，為未來旨在提升全民心理韌性的研究和實踐指明了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