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ICHTHYOLOGICA ET PISCATORIA》：Under threat in North African reservoirs: The decline of the Algerian barb,
Luciobarbus callensis (Actinopterygii,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in Tunisia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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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北非特有種阿爾及利亞鲃 (Luciobarbus callensis) 的生存危機。針對其在本土淡水生態系統中種群狀態不清、保護政策滯后的問題，研究人員對突尼斯21座水庫展開了為期十年的監測與評估。研究揭示了該物種分布范圍急劇縮減、單位努力漁獲量 (CPUE) 極低，并運用數據有限條件下的 CMSY++ 和 LBB 模型證實了普遍的過度捕撈現象。該研究結果對瀕危淡水魚類保護、可持續漁業管理及適應性保護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警示意義。
在地球的眾多角落，淡水生態系統正悄然上演著一場靜默的危機。在突尼斯，那些由人工大壩形成的水庫，不僅是重要的供水與漁業資源，也是一些本土魚類最后的家園。然而，關于這些“原住民”的真實生存狀況，科學界卻所知甚少。這其中，就包括一種名為阿爾及利亞鲃 (Luciobarbus callensis) 的特有魚類。它曾是北非地區廣布且常見的物種，但近些年來，其身影在許多水域中卻越來越難以尋覓。究竟是種群自然波動，還是人類活動導致的嚴重衰退？如果是在衰退，背后的“元兇”又是哪些？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一條魚類的存續，更是評估整個地區淡水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健康的關鍵。為此，一個由Sami Mili、Rym Ennouri等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展了一項長達十年的系統性調查，他們的研究成果被發表在《ACTA ICHTHYOLOGICA ET PISCATORIA》期刊上，為我們揭開了阿爾及利亞鲃在突尼斯水庫中令人擔憂的生存圖景。
為探究阿爾及利亞鲃的種群現狀，研究團隊采用了標準化的野外監測與先進的模型評估相結合的方法。從2013年到2023年的春季，他們在突尼斯北部的21座水庫進行了系統的魚類采樣，采樣工具是依據歐洲標準 (prEN 14575) 設計的、適應本地情況的多網目刺網。通過計算單位努力漁獲量 (CPUE) 來分析其豐度與分布變化。面對該物種商業捕撈數據匱乏的現實，研究人員創新性地運用了兩種適用于“數據有限” (data-poor) 漁業的最新評估模型：基于長度頻率數據的長度貝葉斯生物量模型 (LBB) 和基于漁獲量時間序列的最大可持續產量模型 (CMSY++)。此外，他們還進行了體長頻率分析、統計檢驗（如Kruskal-Wallis檢驗、Spearman相關分析等），并結合水庫的深度、面積、建造年份等環境參數，綜合評估了影響該物種種群的關鍵因素。
結果
物種分布與豐度急劇萎縮：調查結果顯示，阿爾及利亞鲃僅在21座被調查水庫中的11座有記錄，表明其分布范圍相比歷史記錄已顯著縮小。絕大多數水庫的CPUE值極低 (< 50 尾/1000 m2網)，唯一例外是Bir Mcherga水庫。更令人警醒的是，在Sidi Barrak和Siliana水庫，該物種在2013至2022年間被記錄到局部滅絕（從有到無），Kasseb水庫的CPUE也在2015至2021年間從20.02大幅下降至0.83。
相關因素分析：相關性分析表明，阿爾及利亞鲃的CPUE和出現率與調查年份呈顯著負相關，證實了其種群在時間上的衰退趨勢。同時，該物種更傾向于出現在較淺（與最大深度負相關）和更靠北的水庫中。
種群結構不合理：體長分析揭示了一個關鍵的管理失誤。盡管該物種在突尼斯達到性成熟 (Lm50) 的體長是26.5厘米，但在Bir Mcherga等多個水庫中，捕獲的個體平均體長遠低于此閾值。然而，突尼斯法律規定的可捕撈最小尺寸僅為15厘米，這意味著大量未成熟的幼魚在被法律允許捕撈的同時，實際上喪失了繁殖機會，導致種群結構“斷層”。
普遍存在的過度捕撈：LBB模型分析顯示，在多個水庫（如Siliana, Kasseb, Ghezela, Bir Mcherga），相對捕撈強度 (F/M) 遠超1，而未開發生物量比率 (B/B0) 低于0.5，表明生物量嚴重枯竭且遭受高強度開發。CMSY++模型的分析結果與LBB模型相互印證，其Kobe圖顯示，在Sidi Saad、Kasseb、Sidi Barrak等大多數水庫中，阿爾及利亞鲃的種群處于“過度捕撈”狀態的概率非常高（如Sidi Barrak為90.7%），即當前生物量低于能產生最大可持續產量的生物量 (BMSY)，而捕撈死亡率卻高于相應水平 (FMSY)。
這項研究通過嚴謹的數據和分析，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突尼斯水庫中的阿爾及利亞鲃種群正經歷廣泛而嚴重的衰退，并面臨局部滅絕的風險。其全球“無危”的評估等級掩蓋了在國家層面的受威脅現狀。
在討論中，作者深入剖析了導致這一危機多重且相互交織的驅動因子。首當其沖的是不可持續的捕撈壓力，這直接體現在高企的F/FMSY值上。而過時法規與物種生物學的嚴重脫節，特別是法定最小可捕尺寸 (15厘米) 遠低于性成熟尺寸 (26.5厘米)，是導致過度捕撈的制度性根源。棲息地退化是另一大威脅。水庫的建造將河流 (流水生境) 轉化為湖泊 (靜水生境)，這對于偏好流水的阿爾及利亞鲃而言本身就是一種脅迫。大壩還阻斷了其完成生活史所必需的洄游通道。氣候變化正在加劇這一困境：水溫升高可能導致其產卵期提前，使其與旨在保護產卵親魚的春季禁漁期錯配；日益頻繁的干旱則導致水庫水位下降、鹽度升高、水體停滯缺氧，直接損害魚卵和仔魚的存活。此外，外來肉食性魚類（如梭鱸 Sander lucioperca）的引入，可能對本地魚類的幼魚造成捕食壓力，進一步抑制種群補充。
綜合模型結果與生態學分析，研究人員指出，阿爾及利亞鲃作為一種生長緩慢、性成熟晚的K-選擇策略物種，其種群恢復力本就有限。當前，它在未成熟時即遭合法捕撈，產卵親魚因氣候導致的物候變化而面臨新增風險，棲息地質量又在持續惡化，多種壓力源的協同作用已遠超其承受極限。
因此，這項研究的意義遠不止于記錄一個物種的衰退。它通過結合長期實地監測與前沿的“數據有限”評估模型，為缺乏詳細捕撈統計數據的小規模或休閑漁業資源評估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它發出了緊急的行動呼吁：要避免阿爾及利亞鲃在突尼斯走向滅絕，必須立即采取基于科學的綜合性保護措施。這包括：緊急修訂漁業法規，將最小可捕尺寸提高至至少26.5厘米；加強對外來物種的管理；在可能的情況下實施棲息地修復，如改善水文連通性；以及建立長期監測體系以評估保護成效。該研究警示，淡水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刻不容緩，必須從了解現狀開始，并以果斷、協調的行動作為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