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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孫庚團隊在大熊貓國家公園胡煥庸線植被動態與邊界泄漏效應研究中獲進展
【字體: 大 中 小 】 時間:2026年03月01日 來源: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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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Man-made boundary or natural ecotone? Reassessing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in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long the Hu-Line”為題發表于Ecological Informatics上
大熊貓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旗艦物種,其棲息地的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該物種的生存與繁衍。大熊貓棲息地的保護與恢復作為中國生態保護修復的旗艦項目一直倍受關注。大熊貓棲息地的生物多樣性豐富,但也面臨著多重挑戰,其中包括氣候變化、森林破壞、人類活動以及土地利用變化等。
近日,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研究團隊,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及其毗連區的植被動態驅動機制研究中取得進展。
該研究首次定量化證實了著名的胡煥庸線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內不僅僅是一條人口與經濟的界線,更是嚴格的生物物理屏障。研究揭示了國家公園內生態恢復良好,但國家公園邊界外毗連的非保護區面臨嚴峻的泄漏效應風險。?
胡煥庸線由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于90年前提出,是一條貫穿中國東北至西南的假想分界線。它以人口密度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為依據,將中國劃分為兩大區域——東部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而西部則是地廣人稀,環境條件復雜。大熊貓國家公園地理位置特殊,恰好被這條線在空間上切割為兩部分。研究團隊利用MODIS增強植被指數(EVI)長時序數據(2000–2018年),結合冗余分析(RDA),深入探究了胡煥庸線兩側的植被變化。結果顯示,胡煥庸線在公園內表征顯著的生態阻隔效應。胡煥庸線東南側的植被指數顯著高于西北側(p < 0.01)。這種差異主要源于氣候限制(解釋了32.75%的變異),而非單純的人類活動(人類活動的影響為18.08%)。胡煥庸線兩側截然不同的水熱條件為植被恢復設定了不同的自然上限,管理者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生態保護/修復方案來管理整個國家公園。?研究團隊指出大熊貓國家公園的管理必須尊重胡煥庸線的自然地理規律,實施空間差異化的管理策略。?
同時,研究發現大熊貓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在面對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時,展現出了一定的恢復力和適應性。大熊貓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修復措施,例如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生態廊道建設等,都對提高植被生長和生態系統穩定性起到了積極作用。得益于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等政策,2013年以后,大熊貓國家公園內部呈現出持續的植被增長趨勢。氣候變暖在這一區域的高海拔生態系統中通過延長生長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植被生長。?
然而,研究同時也揭示了令人擔憂的現象。在公園邊界之外的毗連非保護區,出現了顯著的泄漏效應。數據顯示,公園外的毗連區有30.12%的土地經歷了植被衰退,這一比例遠高于公園內部(約高5成)。這表明,公園內部嚴格的保護措施可能將人為壓力(如放牧、資源利用)擠壓到了生態脆弱的周邊區域,導致周邊環境退化。?基于上述發現, 針對周邊區域的退化問題,研究團隊建議將大熊貓國家公園的毗連區納入“其他基于區域的有效保護措施”(OECMs)網絡。通過建立更廣泛的景觀連通性,緩沖核心棲息地受到的外部壓力,避免國家公園成為孤立的生態孤島。?研究人員相信,通過對大熊貓國家公園-毗連區-胡煥庸線分割板塊的分類管理,可以進一步促進區域性保護措施的優化,并確保大熊貓這一全球象征物種的長期生存和繁衍。通過對大熊貓棲息地植被動態監測與深入分析,不僅為未來胡煥庸線生態保護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適應和生態恢復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該研究得到國家公園研究院項目、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四川省科學技術廳以及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等支持。近日以“Man-made boundary or natural ecotone? Reassessing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in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long the Hu-Line”為題發表于Ecological Informatics上。
原文鏈接:https://doi.org/10.1016/j.ecoinf.2026.103675

彩林間那一抹黑白(熊勤犁)

大熊貓國家公園-毗連區-胡煥庸線劃分


大熊貓國家公園胡煥庸線植被動態與邊界泄漏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