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預測，到2050年，全球68%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地區（聯合國，2018年）。研究表明，城市空間結構的組織方式影響資源分配效率、環境質量和社會公平（Batty & Marshall, 2011; Y. Li et al., 2020）。然而，在城市發展中，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效率提升與社會公平之間存在矛盾（Burgess, 2002; Campbell, 2018）。這種矛盾部分源于對空間結構優化目標的單一關注（Jenks & Jones, 2009）。因此，系統理解并優化城市空間結構以平衡多維目標已成為城市治理的關鍵議題。
本研究聚焦兩個核心概念及其關系。城市空間結構指城市內功能要素的地理分布和組織方式，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上：集中-分散和單中心-多中心（Batty & Marshall, 2011; Y. Li et al., 2020）。可持續城市發展需要平衡環境、經濟和社會三個維度的目標（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先前的研究表明，空間結構通過影響集聚經濟、交通模式和服務可及性來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多個方面（Glaeser, 2012）。然而，關于不同空間組織模式如何協調可持續性的多個目標仍存在爭議（Coenen et al., 2012; W. Zhou et al., 2017）。
理解空間結構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需要整合三個理論視角。首先，可持續發展的維度框架。盡管可持續性涵蓋環境、經濟和社會三個支柱（Purvis et al., 2019），但現有研究顯示這三個維度存在不平衡，環境和經濟方面占據主導地位，而社會維度，特別是分配公平問題，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Feitelson, 2002; Ikeme, 2003）。其次，城市形態學視角。緊湊城市理論認為高密度和混合土地利用可以減少交通需求和能源消耗（P. W. Newman & Kenworthy, 1989），但緊湊性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并非線性，不同的形態模式在不同維度上存在權衡（Chokhachian et al., 2020）。第三，規模與正義視角。空間過程具有尺度依賴性，不同空間層面的政策干預可能產生不同效果（Adger et al., 2005）。同時，環境正義研究指出，空間干預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不均（Ernstson, 2013），例如綠色轉型可能導致環境紳士化并邊緣化低收入群體（Mullenbach & Baker, 2020）。通過整合這三個視角，關于空間結構與可持續性的研究應同時關注：維度整合（平衡環境、經濟和社會方面）（Blaschke, 2006）、規模整合（不同空間層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分配公平（收益和成本的分配）。然而，現有研究在這三個維度上的整合仍有限（J. Liu et al., 2015）。
具體而言，現有研究存在三個局限性。首先，維度失衡且關注單一尺度。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單一的可持續性維度（環境或經濟）或單一的空間尺度上，很少有研究探討維度間的權衡或跨尺度的相互作用（Khan & Zaman, 2018）。其次，關于公平問題的研究不足。環境正義視角在城市可持續性研究中的應用有限，空間干預的分配效應尚未得到充分探討（Rui Liu et al., 2025）。第三，綜述方法存在局限性。現有綜述往往關注單一主題，如緊湊城市、綠色基礎設施或城市碳排放，需要更全面地理解空間結構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Bibri, 2021; Xiaohui Ding et al., 2015）。雖然文獻計量綜述繪制了知識結構和主題分布圖，但它們通常具有描述性，缺乏對領域結構特征的系統性分析，包括維度重點、尺度選擇和研究方向。
為了解決這些局限性，本研究結合了文獻計量分析和系統編碼方法。文獻計量分析揭示了知識生產的宏觀模式，如研究努力的分布、主題的演變和網絡結構（Bibri et al., 2020; Yeqing Cheng et al., 2014; Meerow, 2020）；系統編碼則識別了文獻中的空間尺度選擇、可持續性維度重點和研究方向，從而揭示了該領域的結構特征（Wilson, 2009）。本研究確定了該領域的結構特征和研究空白。具體而言，本研究探討了以下四個問題：
•該領域的全球研究努力和國際合作網絡模式是什么？
•核心期刊、關鍵文獻和研究熱點是如何發展的？
•該領域存在哪些結構特征和主要研究模式？
•當前研究的薄弱環節是什么，未來研究應朝哪個方向發展？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節介紹數據來源、搜索策略、文獻篩選過程和編碼方法；第3節呈現文獻計量分析和編碼分析的主要結果；第4節討論研究結果，識別研究空白并探討發展趨勢；第5節總結關鍵發現并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