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重度哮喘（Severe Asthma, SA）是一種異質性疾病，給患者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疾病負擔。它不僅表現為頑固的氣道炎癥和氣流受限，還常常“結伴而行”，攜帶著多種共病，如鼻炎、鼻竇炎、皮膚病等，使得治療更加復雜。更棘手的是，許多患者長期依賴口服皮質類固醇（Oral Corticosteroids, OCS）來控制癥狀，這雖然短期有效，卻可能引發骨質疏松、白內障等一系列嚴重副作用。為了更清晰地描繪SA的全貌，國際和各國紛紛建立了患者注冊登記系統，旨在標準化收集患者信息。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同地區SA患者的特征是否一致？隨著治療手段的進步，特別是生物制劑的廣泛應用，以及OCS管理理念的推廣，患者的疾病特征和治療模式是否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些變化又有何臨床意義？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一項發表在《World Allergy Organization Journal》上的研究，利用來自意大利重度哮喘網絡（SANI）和國際重度哮喘登記（ISAR）兩大權威注冊數據庫的數據，為我們呈現了一幅關于重度哮喘共病與臨床特征演變的動態圖景。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研究人員開展了一項回顧性、縱向的觀察性研究。研究主要基于兩個核心數據庫：國際重度哮喘登記（ISAR）和意大利重度哮喘網絡（SANI）登記。通過提取其中不同年份入組的患者隊列數據，包括ISAR全球隊列、ISAR意大利隊列以及SANI在2019、2020、2023年等不同時間點的隊列，對患者的基線人口學特征、臨床數據、多種共病患病率進行了系統比較。研究者還特別關注了慢性鼻竇炎伴鼻息肉（CRSwNP）、性別和吸煙狀況等亞組的特征，并進行了分層分析。在方法學上，研究采用了標準化的數據收集和質量控制流程，利用多變量回歸模型評估了特定共病與生物標志物（如FeNO、B-eos、IgE）及臨床結局（如急性加重、肺功能、OCS使用）之間的關聯。所有統計分析均遵循觀察性研究（STROBE）報告規范。

通過對比SANI在2019、2020年的隊列與ISAR在2023年的意大利隊列，研究發現SANI隊列的SA患者特征隨時間呈現動態演變趨勢。具體表現為：過敏特應性、過去一年的急性加重次數（AEs）、以及長期OCS治療的比例均呈現顯著的進行性下降（p< 0.001）；與此同時，患者的肺功能和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則呈現進行性上升。這些變化軌跡在圖1中得到了直觀的展示。。與ISAR全球隊列相比，意大利隊列患者具有更低的OCS長期使用率、更高的生物制劑啟用比例以及更高的嗜酸性粒細胞和總IgE水平，但哮喘未控制的比例則更低。

比較ISAR意大利隊列與ISAR全球隊列的共病模式，發現了顯著差異。在意大利SA患者中，T2（2型）相關的共病，包括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慢性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伴或不伴鼻息肉）和鼻息肉（Nasal Polyps, NP）的患病率顯著更高（p< 0.001）。同時，一些可能與OCS相關的共病，如青光眼、白內障和骨質疏松的患病率也更高。而在全球隊列中，肥胖、高血壓、焦慮/抑郁等共病更為常見。具體數據詳見表2。對SANI隊列的縱向觀察也顯示，AR患病率隨時間有所增加，而CRS有所下降，CRSwNP則保持穩定。圖2展示了SANI與ISAR注冊研究中重度哮喘患者共病患病率的比較情況。

多變量模型分析證實，在意大利和全球隊列中，特定共病與生物標志物和臨床結局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在ISAR意大利隊列中，AR和CRS與較高的呼出氣一氧化氮（FeNO）、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B-eos）以及較高的急性加重率顯著相關。此外，AR與較低的哮喘發病年齡相關，而CRS則與較高的哮喘發病年齡相關。與全球隊列的發現不同，意大利隊列中特應性濕疹與較高水平的IgE之間的關聯不顯著，而鼻息肉與較好肺功能（FEV₁）之間的關聯也未被觀察到。研究還發現，隨著年齡增長，AR和特應性濕疹的患病率下降，而CRS、NP及OCS相關共病的患病率上升。

針對特定亞組的分析提供了更深入的視角：

本研究通過對SANI和ISAR兩大注冊數據庫的縱向比較，得出了幾個關鍵結論，并在討論中闡述了其重要意義。

首先，研究明確揭示了意大利重度哮喘患者與全球人群在共病譜上存在顯著差異。意大利患者呈現出更高的T2炎癥相關共病（AR、CRS、NP）負擔，這反映了地區性的遺傳和臨床特征。同時，意大利患者中更高的OCS相關共病（如骨質疏松、白內障）患病率，很可能與他們歷史上更高的OCS使用負擔直接相關。相反，全球隊列中更高的肥胖、高血壓、焦慮/抑郁患病率，則提示了不同地區疾病負擔的異質性。這些發現強調了在制定全球性哮喘管理指南的同時，必須重視和整合地區性的流行病學數據。

其次，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之一是，通過對SANI注冊庫長達5年的縱向觀察，看到了患者基線特征的動態演變。研究期間，新入組的患者呈現出過敏特應性比例下降、急性加重減少、肺功能改善、但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升高的趨勢。這并非疾病本身發生了根本變化，而是反映了臨床實踐的深刻變遷。在生物制劑時代的早期，治療（如抗IgE療法）更側重于過敏（特應性）表型。隨著更多靶向藥物（如抗IL-5/IL-5R療法）的上市，治療適應癥擴展到了非過敏性的、遲發性、嗜酸性粒細胞表型的患者。因此，注冊庫中納入的患者群體也隨之變得更“寬”，包含了更多符合新藥使用標準的、不同內型的重癥患者。

再者，研究中觀察到的長期OCS使用率的大幅下降（在SANI隊列中幾乎減半），是另一個積極信號。這被歸因于近年來大力推行的OCS管理（OCS stewardship）運動，該運動旨在提高臨床醫生對OCS長期副作用的認識，并推廣使用生物制劑等替代療法來減少OCS依賴。然而，研究也指出，全球隊列中雖然OCS長期使用率較低，但哮喘未控制率更高，可能提示了更頻繁的OCS沖擊治療，這同樣會導致長期并發癥。因此，優化OCS使用（無論是長期還是沖擊治療）依然是全球哮喘管理的重要目標。

最后，研究強調了注冊研究在理解疾病真實世界演變中的價值。患者特征的“軌跡”變化，是地區人群特征、臨床醫生認知與診療傾向、生物制劑的可及性與準入標準、以及OCS管理運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項研究不僅描繪了重癥哮喘臨床實踐的演變圖景，也為未來進一步實現以“可治療特征”為導向的個體化精準治療，以及最終幫助更多患者實現疾病緩解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