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中，身體活動不足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難題。它不僅與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眾多慢性病的風險升高密切相關，也給醫療系統和社會經濟帶來了沉重負擔。匈牙利也不例外，其國民普遍存在身體活動水平不足的問題。然而，究竟是什么內在動力在驅動人們選擇起身運動，或是窩在沙發里？尤其在外部環境發生劇變，比如因全球大流行而實施封鎖限制時，這些內在動力又會如何變化？理解這些問題，對于設計能夠有效提升和維持人群身體活動水平的干預措施至關重要。

施瓦茨的基本價值觀理論為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分析框架。該理論將人類普遍的動機性價值觀歸納為幾個高階維度：自我超越（關注他人的福祉與自然和諧）、保守（重視安全、遵從與傳統）、對變化的開放性（追求刺激與自主）以及自我提高（強調個人成就與權力）。這些深層的價值觀被認為是引導個體態度、決策和行為的穩定因素。那么，不同的價值觀取向，是否會系統地影響一個人進行體育鍛煉的意愿和頻率？更重要的是，當外部環境從“常態”切換至充滿約束的“非常態”（如疫情期間的封鎖）時，價值觀與身體活動行為之間的關聯是保持穩定，還是會發生動態變化？探究這一“自然實驗”下的行為模式，不僅能深化我們對價值觀-行為關系的理解，更能為在危機或資源受限時期制定精準的健康促進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為此，研究人員在匈牙利開展了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研究。他們招募了1031名成年人作為樣本，巧妙地將時間維度納入了研究設計。參與者需要回顧并報告在兩個不同時期的身體活動情況：一是在COVID-19限制措施實施前的“常規”時期，二是在限制措施實施期間的“約束”時期。研究特別關注了兩種類型的身體活動：結構化鍛煉訓練（指有計劃的、旨在增強體質的運動，如健身、跑步等）和輕度日常身體活動（指融入日常生活的低強度活動，如散步、做家務等）。通過運用廣義有序邏輯回歸模型，并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自評健康、身體質量指數、吸煙和飲酒等人口統計學和健康因素后，研究者清晰地勾勒出了不同價值觀維度與身體活動水平之間的關聯圖譜。

研究發現，價值觀的影響力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環境背景的轉換呈現出有趣的差異。在一切如常的日子里，持有較強自我超越價值觀（即更關心他人和集體福祉）的人，無論是在參與結構化鍛煉還是維持日常輕度活動方面，都表現得更為積極。這或許是因為保持自身健康被視為一種履行社會責任、不為他人增添負擔的方式。然而，當疫情限制措施收緊，外出和聚集變得困難時，自我超越價值觀與結構化鍛煉之間的積極關聯出現了減弱。相反，它與輕度日常身體活動的積極聯系卻異常穩固，并未因環境變化而動搖。這表明，對于那些重視自我超越的個體而言，融入日常生活的、低門檻的活動可能是一種更具韌性、更不容易被外界干擾所打斷的健康行為模式。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保守價值觀（注重安全、穩定和遵從規則）。研究顯示，無論疫情前后，保守傾向較強的個體都 consistently 表現出更低的結構化鍛煉參與度。尤其在限制措施期間，這種回避傾向變得更加明顯。這可能是因為在充滿不確定性和感知到健康威脅的環境中，保守的個體會更加傾向于規避任何可能帶來（真實或想象中的）風險的“非必要”外出活動，包括去健身房或戶外鍛煉。不過，保守價值觀與輕度日常活動的關聯相對較弱，表明日常活動所受影響較小。研究還發現，對變化的開放性和自我提高這兩種價值觀，在調整了其他混雜因素后，并未顯示出與身體活動獨立的關聯性。

除了價值觀，一些傳統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也在此次研究中得到了驗證。例如，年齡、性別、教育水平、自評健康狀況、BMI以及吸煙飲酒習慣，都被證實與身體活動水平顯著相關。這些發現與現有的公共衛生知識是一致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依賴于橫斷面調查設計與高級統計建模。核心數據來源于一項針對匈牙利全國代表性成人樣本的回顧性問卷調查。研究采用的關鍵技術方法是廣義有序邏輯回歸模型，該模型用于分析有序分類因變量（即不同頻率的身體活動水平）與多個預測變量（價值觀維度、人口學及健康變量）之間的關系，尤其適用于不滿足比例優勢假設的情況。通過此模型，研究者得以在控制混雜因素后，量化各價值觀維度在疫情前、后兩個時期對身體活動影響的強弱變化。

研究結果的具體發現可歸納如下：

結論與討論部分強調，本研究通過一個獨特的“自然實驗”場景，揭示了人類基本價值觀對身體活動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情境依賴性。核心結論在于：自我超越價值觀與更具韌性的、日常化的身體活動模式相關聯，即便在外部環境受限時也能維持；而保守價值觀則與結構化鍛煉的持續低參與度，尤其是在受限時期的進一步減少相關。這一發現超越了將身體活動不足簡單歸因于個人意志力或環境便利性的傳統視角，將深層的、穩定的動機性價值觀納入了解釋框架。

其重要意義體現在實踐層面：公共衛生干預措施若想提升效果和依從性，尤其是在面對諸如疫情、災難等導致常規活動機會被破壞的危機時，可能需要考慮目標人群的動機特征。例如，對于重視自我超越的群體，健康信息可以強調身體活動對保護社區脆弱成員、維持醫療系統運轉的間接貢獻，并鼓勵他們將活動融入日常生活。對于保守傾向較強的群體，在非常時期則需要重點解決他們對安全風險的擔憂，提供明確、權威且安全的居家或單人鍛煉指南，以降低其感知到的風險。總之，將健康促進策略與人群內在的“動機圖譜”相匹配，或許是未來設計更具個性化、適應性和韌性的公共衛生項目的一個關鍵方向。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為價值觀在健康行為科學中的應用提供了新的實證證據。